谢邀。
题主给的第一张是传为明人吴焯所绘《河东夫人像》，第二张是广美教授罗寒蕾所绘人物，如果印象不差的话，应该是罗寒蕾老师的自画像。
河东夫人是谁呢，河东夫人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她同时也是著名的女诗人，钱谦益的侧室以及著名的反清义士。
题主说不要从两张图上找区别，但题主给的两张图确有见微知著的效果。高居翰先生认为18世纪到20世纪（近现代）的中国画是在试图回归前代风格，却不再那么富含意义。那么要说古今人物画的区别，技法表现都是皮相，最终其实是落实在那个“意义”上。
就好比我们看到柳如是的画像，自然而然会想起她身着男装儒服，同松江一带的文人吟诗饮酒，或是同钱谦益的过往，最起码会想起那句“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些并非画家之功，而是被画者自带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渲染的文化烙印。
要论技法，不仅是罗寒蕾老师，后人对技法的丰富一定是比前人多的，但是中国画从来不是以技法为尚，儒家对传统绘画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要“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古人画前人像、画今人高士像，是要借图画而思故事，借故事而感兴荣。我们现在的工笔人物画，则主要是借人物而表我意，或者说表我“技”。
从古到今千千万万的画人，难以计数的画法画派画理，很难事无巨细的表述。绘画不仅是艺术欣赏，还同文字一样，是历史文明的一种载体。今人看今人的衣冠服饰，相貌身材从来不会觉得“古”，但或许百年以后人们依旧会把我们当古人研究。所谓的古今之别，其实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对“古”的追忆，本质上是我们对今不逮古的默认，是我们对文化失落的默认。
如果这是一个文化的末法时代，那么局限在绘画系统内的探讨，并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