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地图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在中国呈爆炸式增长，地图史学俨然成为“显学”。这其中有多重原因。首先，古旧地图既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材料，又是地方史研究的主要资料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其次，国家政治、领土划界、海疆权益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具有现实需求。再次，在地学史、水利史、环境史、文化史、思想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中，地图不可或缺。此外，还有文博系统新的发现、收藏家与业余爱好者的异军突起、出版商开发新品种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地图史学研究仍较滞后，不少研究仍停留在文献学层面。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陈旧，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就图谈图，缺乏地图学、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探讨。笔者长期从事古旧地图的学习与研究，早年有幸参与导师曹婉如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的访图、选图、拍图、提要和论文撰写、审读、研讨、校对等多个环节的工作，受到极大锻炼。其后，笔者整理、出版了《中国古地图精选》《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等图籍文献。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笔者有些关于古旧地图研究的浅见，在此就教于方家。
古旧地图研究具有多维面相
古旧地图研究具有多维面相，故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基础与学术背景有选择性地开展研究。笔者认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面相。
地图技术史。地图作为技术产品，具有许多技术要素。如测量技术（地形、天文大地、工程和地籍测量等）和绘制技术（图例、方位、计里画方、比例、透视、鸟瞰图、真形图、写实、投影等）。
地图艺术史。地图虽然是技术产品，但兼具独特的艺术特征。如图幅大小和形状、字体、注记、图例、密度、色彩、装饰、图名、方位、题跋和图中图（放大图）等。
地图地理要素史。地图中的地理要素是地理学的主体与关键所在，包括自然地理（如山脉、河流、湖泊、沙漠、海岸线、岛屿、河堤、水井、泉眼、生物和矿产等）和人文地理（如聚落、城镇、都市、卫所、长城、名胜、道路和境界等）两大部分。
专题地图史。作为地理的表征，地图具有不同门类，故需精准分类。分类有两种方式，即根据古人的分类和按照现代地图学分类。为了抓住地图的本质特征，地图史研究中应尽量依据或还原古人的分类系统。
在没有直接依据而进行归类时要特别注意，并不是图上某一要素越多该地图就属于对应的类型，反而是图上较少的、较为特殊的内容决定了地图的类型。譬如，任何地图中的行政区划地名数量都是最多的，但不能因此将所有地图都定为行政区划地图，其中一些少量特殊要素，如交通路线、军事卫所、教堂，决定了该地图的专题类型（交通路线图、军事地图、教区地图）。类型确定之后，可从专题地图与普通地图的关系、专题图的产生与发展、专题图对普通图的促进、专题图的特殊技术要求、中国专题地图的特殊种类等问题开展研究。
区域地图史。作为地理的表征，地图具有地域特征。地域大多按行政区划来划分，但还可按监察区域、军事区域、河流流域、交通路线、海区、民族地域、海岸带、工程区域、稽查区域、教区、港口与腹地关系、通商口岸等标准来划分。
地图地名史。作为地理的表征，地图上标注有大量不同类型、级别、时代、文种、语言、形式、数量和大小的地名，因而可作细致探究。
地图社会史。作为一种地理学成果，地图具有许多社会属性，如制度、交流传播等。制度方面有测量、绘制、缴图、教育、收藏、使用、出版、奖励、保密和御赐制度等，交流传播方面包括国家、朝野、民族、地域、官员、学者、教派和民众间等。
地图文化史。作为科学知识的产品，地图具有思想、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特性。如思想方面有宇宙观、大地观、国家观、民族观、文明观和地域观等。笔者曾研究过中国出土东罗马金币上的地球形象、《突厥语词典》圆形地图的地圆说和徐光启论地圆说等问题。又如文化方面，有文化功能、寓意、力量和特质等。笔者曾讨论过古地图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正统观、天地合一思想、已知世界景象观念、儒道释分离和有疆无界等文化特征。
地图史学史。作为一门学问，地图有着自身的研究史，即地图史学史。其研究内容有：现代研究的开端、学科的建立（基本理论、方法、问题等）、古地图集编纂、海外地图收集与整理、出土地图和专题地图研究、地图社会文化史研究和古地图应用等。
应用地图史学。作为历史遗产，古旧地图在当前具有学术资源价值。一方面是基础研究，如存图状况、地图种类、科学性、特殊价值、文化内涵、图文互补、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具体应用领域研究，如海疆权益保护、城市规划、环境变迁、水利建设和边疆治理等。笔者对于“古旧地图相关特征及其与边界研究中的认知问题探讨”“证据学视阈下的钓鱼岛图文史料分析”和“中国南海地区古地图研究中的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这一领域的探索。
多维面相的地图史学中有着多种研究方法。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做好基础工作
地图鉴定。古旧地图鉴定虽然很复杂，但也有章可循，可从文献学、地图学、地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着手。文献学包括作者、年代、质地、字体、版本、装帧、出版地、语言、版式和版权等；地图学包括画法（图例）、方位、比例、投影（经纬线）、类型、谱系和色彩等；地理学包括地名、地理观、地理要素和区域等；历史学包括古籍记录、原始档案、作者生平、相关事件、民族文化、时代特征、避讳和年号等。
图本甄别。古旧地图图本甄别，包括真图与伪图、历史地图与现实地图、原图与摹绘地图、地图谱系、地图各种版本、分图与总图和套图与分页等的关系。
准确分类。确定地图的类型是最基础的工作，只有准确分类，才能抓住地图的本质特征。准确分类后，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研究起来更顺畅，结论也会更为可信。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地图分类有多重标准，如根据测法、质地、装帧形式、出版形态、文种、年代、绘法、比例尺、投影类型、地理要素、地域和文化属性等。
注意新图。新图的发现与披露可以呈现全新的地图类型，对解决问题提供有力的佐证，有利于弥补谱系的缺环，颠覆以往的认知，矫正前人判断的偏差和印证过去的结论。因此，在研究中应该密切注意和及时收集新图。
提高专业素养
理论素养。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图是思想、理论与观念的产物，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掌握了相关理论，那么具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也会走向深入。例如，研究政区地图须知古代政治哲学和行政区划理论及疆域概念，研究城市地图须知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原则，研究水利地图须知古代治河理论与技术和农田水利知识，研究军事地图须知古代战略思想与战术（阵图），研究海防地图须知古代海防战略与兵制知识，研究航海地图须知古代海洋地理知识与航海技术，研究经部地图须知“五经四书”，研究佛教地图须知佛教宇宙观与地理观，研究道教地图须知道教洞天福地理论，研究风水地图须知风水术等。
细绎古籍和地图体例。无论是古籍还是地图都有自己的“体例”，如果能准确地归纳出它们的具体体例，对于全书或全图的研究具有关键性意义，古人尤措意于此。笔者曾系统、细致地分析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发现书中使用的方位是16个而不是8个、里程是路程而不是两地直线距离、绘制地图的方法是极坐标法。由此可见，此书实际上是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
方法论尤为重要
创新与引进方法。古地图研究中，前人创建了分类法、注记序跋分析法、原图与古书目对比法、谱系法、政区地名分析法、河道变迁分析法、复原法、古今地名对照法、实地踏勘法和数理分析法等众多方法。但是新图的出现、新问题的产生，仍需要创造或引进更多的方法。
因此，研究者要有这种意识，勇于在方法上创新。以《大明混一图》为例，有学者认为，对于这样一幅图内外均未明确记载绘图者和绘制年代的地图，必须将图中所有地名的年代考证清楚后方能确定其绘制年代。从理论上讲，这个原则没错，但是从具体情况而言就不见得非如此不可。此图是一幅世界地图，外国地名大都是翻译过来的，难以确定年代。如此一来，这幅图的年代就没法确定了吗？笔者通过分析认为，此图为中国人所绘，一直藏于深宫供明清皇帝御览，也就是说图中使用的中国地名资料是最新的，外国地名不会晚于中国地名。因为，中国绘图者获得中国地名的信息比获得外国地名的信息要更为方便，而且图上中国地名最为详细，所以只要将图上中文地名的年代考证清楚，便可以确定此图绘制的最晚年代，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可见，从方法论上深入思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
此外，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出现了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数学的回归分析方法等，已有学者引进使用，收到很好效果，值得推广。
比较法。通过中外古地图比较，可以知晓两国或两地地图种类的有与无、同类、异质、差异和原因等问题。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是渊源比较，如中国与汉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的地图比较，可以分析二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二是平行比较，即中华文明与另一文明体系中的地图进行比较。如与欧洲文明的比较，可以研究下列问题：地球观与地图、宗教与地图、大探险与地图、科学革命与地图、农业文明与地图、商业文明与地图和海洋文明与地图等。
通过比较可知：欧洲比较发达的地图种类为宗教地图、城堡地图和海图；而中国比较发达的地图为政区地图、城市地图、水利地图和风水地图。笔者将中国与欧洲艺术品中的地图或地球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各自文化中地图与地球的文化寓意和隐喻。
图文互证法。地图虽然是史料的特殊品种，但其并非独立的资料系统，与文字有许多直接的联系。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图与文的关联，其文包括图经、方志、地理书、档案、出土文献与器物、绘画、碑刻和经史子集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图中重大或关键问题。
巧探地图中之“无”。一般学者大多研究书中“有什么”、图中“有什么”。但是，如果用逆向思维研究它们中“无什么”，再追问“为什么无”，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地图断代、谱系建立、科学性分析和地图特征归纳具有极大的帮助。
提升学术涵养
强调问题意识。“问题”为学术之魂，没有“问题”就不会有原创性论文。如来华传教士卜弥格所绘的中国地图上用炼金术元素符号标记了各省矿产地数量，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中国开矿吗？一个传教士怎么会要开矿呢？笔者通过具体研究发现作者是一位博物学家，且具有家学渊源，还翻译出版了中医药方面的著作，由此可知他标注各省矿产数量是一种个人爱好，与来华传教士的职责不相干，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地理状况的介绍而已。
又如，利玛窦批评中国人要求他绘制世界地图时要改变欧洲的传统、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的行为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明、民族与国家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都是将自身置于地图的中央，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种民族（文明）自我中心思想的表现。既然是一种共有现象，那就无所谓愚昧与文明之别了。
敢于质疑权威观点。权威的观点固然有其理由，但也未必全都正确或准确，应该敢于质疑。如地质学家翁文灏和地图学家方俊都认为康熙朝铜版《皇舆全览图》使用的地图投影为梯形投影，而且还给出了投影公式。笔者拼接原图后发现存在问题，通过细致量度与计算，发现这两位大家的结论均是错误的，该图采用的应该是“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
还可另举一例，两位意大利学者将新发现的来华传教士罗明坚所绘《中国地图集》手稿整理出版，认为此图集是根据明代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编译的。笔者发现图稿中有一幅原版的“辽东地图”不见于罗氏的地图集，便产生了怀疑，后通过认真研究，发现此图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中的一幅，而且《中国地图集》的注记文字几乎也都取自此书，与《广舆图》无涉。可见，来华传教士在使用中国地理资料时首选的是官方的而不是民间的。
探究基本概念与术语。虽然中国古代地图研究还没有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但却有不少重要的概念与术语应注意研究。如表达直线距离术语的“鸟道”和曲线距离术语的“人道”“四至八到”及在地图上的表示、“计里画方”具体使用和山脉“高程”（即路程）等。
历史语境分析。地图绘制具有历史背景、动机与目的，因此在研究之时一定要将其置于当时语境下分析。如《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朝鲜人利用从中国带回的两幅中文地图拼绘而成。但此图图名令人生疑：既是“混一疆理”为何又写“历代国都”？是现实地图还是历史地图？“混一”是何意？“历代国都”是指朝鲜的还是中国的？通过对绘图时代（明建文四年）背景、主持人身份与政治倾向分析，发现此图是为庆祝李朝建立和新王朝迁都辩护而绘。
既要研究“树木”，也要研究“森林”。学术研究中似乎题目越小、研究越深入越好。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小处着手，还需大处着眼，这样才不至于盲人摸象，即既要研究“树木”，也要研究“森林”。如为了弄清古代地图的类型与社会功用，笔者根据当时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结出地图的二十余种功用，即经学研究、山川祭祀、历史探索、战争策划、疆界划分、河道治理、城市规划、聚落选址、矿山建设、商业活动、拓荒屯田、海外交流、名胜探游、文学解释、艺术欣赏、先人凭吊、吉凶预测和观念表达等。另一例是笔者对清雍正朝《天下舆图总摺》进行系统分析，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清宫关于地图的旨令、造送、御览、分类、著录和庋藏等制度。有了这些“森林”，对具体“树木”进行研究就会判断准确、分析到位一些。
学科借鉴与交叉。学科借鉴与交叉是学术研究的趋势与新的增长点。因此，在研究中既要关注相关学科的进展如天文学史、数学史、水利史和历史地理学等，也要引进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例如，可借助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对古人如何开展地图批评进行研究，从而归纳出各代地图批评的目的、标准、原则、功能、方法、载体和批评者等具体内容。
总而言之，中国古旧地图的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古旧地图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下述情况发生：不谙地图和历史地理专业知识、误读图上序跋与注记、违背基本学术规范、以今律古、以偏概全、过度解读、孤证默证、固陋寡闻、脱离时代下结论、过分迷信古书和固执己见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