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江索
没有网红书店里常设的咖啡厅，也没有适合拍照打卡的灯光道具，但对于真正的爱书人来说，在故纸堆里掘金，绝非一件苦差事。
2021年3月23日，广州，古籍书店北京路店。广州古籍书店成立于1957年。（图/阿灿）
拐进北京城琉璃厂字画一条街，不消片刻便能寻到位于琉璃厂西街34号旁门的“古籍书店”。抬眼看到李一氓题词的金字牌匾，颔首低眉，推门而入。
走进店里，最先看到的是笔墨纸砚和文创字画，书架陈设皆弥漫一份古意。登上二楼的古书专区，才能发现这座书店的灵魂所在。满目的古籍，堆砌陈旧气息。来访的顾客不多，店员也乐得闲散。没有网红书店里常设的咖啡厅，也没有适合拍照打卡的灯光道具，但对于真正的爱书人来说，在这座故纸堆里掘金，绝非一件苦差事。
这家国营古旧书店，是琉璃厂各家中国书店中营业面积最大的，也是鼎鼎大名的来薰阁书店的旧址。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在《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里回忆道：“昭和三年到六年，即1928—1931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这三年间，我作为留学生，在北京生活。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
北有中国书店，南有博古斋
《北京市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记》记载：“北京解放时根本没有一家官办的古旧书店，私营古旧书店也从最多时多达三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五十多家，从业人员二百零九人，大部分古旧书刊论斤称售。资产五十八亿余元（旧币），营业用房不足四千平米，存有古旧书刊三十六万五千部，一百六十八万余册，价值四十四亿多元（旧币）。这就是旧中国北京古旧书业留给我们的全部家当。”
1952年8月，为加强古籍收集、保护以及整理工作，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一批人民代表共同倡议，成立国营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专门管理和经营北京的古旧书业务。
同年11月，中国书店作为第一家国有古旧书店在演乐胡同成立。《壬辰甲子——中国书店六十年纪念文集》记载：“开业仪式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了讲话，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等著名的学者参加了中国书店成立仪式。以国营的体制开办古旧书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国际图书业发展史上也创了一个先例。”
相关材料显示，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已不存在私人旧书店，所有需要购买古旧书的人，无论私人还是公家单位，都只能到各地的国有古籍书店或古旧书店选购。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旧书业逐渐形成两大中心，北方集中于北京琉璃厂，南方旧书业的龙头则在上海福州路。藏书家韦力认为，即便1952年公私合营，各地的私人旧书店基本合并为一家，但北方最大的古籍书店仍是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南方则是位于上海的博古斋，“60年过去了，这个格局也没有转变”。
和吉川幸次郎一样，韦力也常年流连于各大古旧书店。他寻访过多家国营古旧书店，观照不同时代背景下书店的变化。
和店员建立熟人关系，
是将好书收入囊中的捷径
在韦力的印象里，中国书店最大的亮点就应当是古书。
但中国书店新街口店的赵经理告诉他，现在店里文房四宝的销量超过了古书。“在这个地方卖古书，情况并不好，因为这里缺乏这类客人。”赵经理说，即使收到品相好的古书，也大都会送到拍卖会上。
这点倒是不假，书店要碰上合适的客人，也讲求机缘。
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书店新街口店因距离北京师范大学较近，成为北师大师生经常光顾的门店之一。很多文人、学者回忆自己淘旧书的过程，经常提起这家书店。和往昔对比，新街口店的古书境况还是有些可惜。
另一个出乎韦力意料的事实是，除了文房四宝，新街口店最好卖、利润最高的书是线装影印本。韦力不明所以，“买几部影印本的价钱，足够买一部原版了”。但赵经理告诉韦力，大多数人可不这么想。“他（赵经理）当门市部经理已经20年，换了4个门市部。以赵经理的经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影印本，他们认为新书干净好看，古书又脏又破，而且，他们觉得古书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年轻人的这种观点，让喜欢收藏原版古书的韦力匪夷所思。
中国书店海淀店的薛经理则告诉韦力，旧版平装本近来卖得较火，有很多人来挑这些书的初版，“主要是因为古书的价格涨得太高了，让很多爱书人觉得够不着。相对而言，旧平装还是便宜得多，至少让普通人也能够玩下去”。韦力观察到，这些书的价格大多为几百元。
古旧书店和客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更为紧密的羁绊。和店员建立熟人关系，对于求书若渴的读者来说，是一条将好书收入囊中的捷径。
韦力在中国书店灯市口店的古籍室见过一位很特别的老先生。每次到这里翻书时，韦力都会看到老人坐在一张旧桌子前翻阅一摞摞线装典籍，而后在笔记本上做记录。“无论我买不买书，他在我离去之时，都会客气地说声再见。”韦力说。
韦力记得，某次他选了几部书，那位老先生从中挑出几部，不予售卖。“老先生说近期一位买家从这里买走了不少古书，这几种也是那位大买主嘱咐要留下的……那位买家不想买的时候，这几部书再转让于我。”韦力说。
韦力知道这是书界的老传统，“故老先生将这些书收起，我也不以为忤”。一个月后，韦力再来灯市口店，成功将那几部书收入囊中，“而老先生依然记得哪几部书是我欲得者，这说明他对顾客的需求颇为留意”。
另一方面，国营古旧书店门市部的货源，主要靠总店不定期供应的线装书。韦力在《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中提起，每当有好书上市的小道消息传出，“爱书人都会兴奋不已，大家都想透过各种关系提前看到这些生货。而与此同时，各位爱书人又都变得神神秘秘，唯恐别的朋友得到信息后捷足先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秘密都成不了秘密，因为在新书上架之时，你能看到许多熟识的面孔全都出现了”。
在古旧书店漫游时，韦力将“熟人是一宝”的方法论运用得无比娴熟。在每届书展开展前一天的下午，他常会和相关领导打声招呼，戴上书展工作人员专用的胸牌，或者请工作人员把他带进去。“总之，先到为王，我可以在里面挑选出一些自己喜爱之书。我当然明白自己在这里津津乐道这等丑事，有点儿不知廉耻，那真没办法，为了得到心爱之书，只能把脸皮弄得再厚一些。好在得到了那么多好书，多少能抵消自己如此做法带来的不安。”
组图：2021年3月22日，北京，位于琉璃厂西街的古籍书店里出售的图书。（图/ 聂一凡）
卖一部，少一部
对于以前的书店员工来说，在古籍堆里工作可不是一件美差。
1979年在上海从事古旧书和期刊整理工作的虎闱，曾在《故纸情深》中写道：“在上海古旧书业内，称书库为栈房，栈房的安全防火规定其中一条是，必须用不超过四十瓦的白炽灯，而且限制了灯的间距。故而高大的库房昏暗阴森。更有甚者，期刊库书架排列狭窄，让人压抑，且灰尘扑鼻，工作条件相当差。通常，工作人员在完成整理配套指标后，便立即起身去门外休息室呼吸新鲜空气，抽烟聊天，喝茶打扑克。”
韦力听过不少老店员说到这项工作的弊端：“很多人得了肺炎或支气管炎，还有的人因为手受伤，细菌感染，得了灰指甲。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但少有人会留意行行有艰辛。”
除了整理、销售书籍，古旧书店店员还会接触收旧书的工作。常年浸淫在书堆里，慧眼如炬的“扫地僧”并不少见。
在《中国书店雁翅楼24小时书店：为每一位读者坚持》的报道里，记者张骜提及在中国书店工作10年的店员洛飏：“有一次，一位读者拿着同一本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犯了难。看到这个情况，洛飏主动解释道：‘精装的是全注解、全翻译的，有一定收藏价值，但是如果频繁翻阅容易破损，如果您要是放手头看，就买平装的。’不仅如此，经过十年的锻炼，洛飏甚至能够对一些连环画、旧书进行断代：‘有本《通志堂集》，说是清代的，但是我一看像翻刻的，就直接告诉读者了，并且请来店里老师傅给把关，碰到喜欢连环画的小朋友，我也能告诉他们哪个版本，谁画的是最好的。”古旧书店店员的职业素养，可见一斑。
跟各地的古籍书店打了三十年交道，韦力发现了一个小规律：“他们似乎对买卖古籍的人比较戒备，用他们的行话说，‘这个人是倒书的’，言语中多少有鄙夷的成分。把书卖给做研究的学者或者真正的藏家，书店的人才觉得卖给了对的人。”
据韦力观察，“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之前，古籍书店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各地的图书馆。到了80年代后期，古籍书价的上涨速度让图书馆渐觉难以承受，因为那些年图书馆的经费并没随着书价的上涨而增多，这使得图书馆的购书量迅速降了下来。图书馆买书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珍稀之本永远少见，而普通线装书馆里又大多有了，当然就不会再花高价买复本”。
到了90年代，古书拍卖开始流行，拍卖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图书馆和书店的收购价。古籍善本又多了一种归宿——并非爱书人或藏书家，也许只是一个渴望转手升值的投资者。
和古旧书店接触的过程中，韦力发现，老店员们会时常念叨：卖一部少一部。在南京古籍书店，许多善本只展不销，韦力甚至从未在该店经理手中成功买到过一本书。韦力分析那位把持着店内书籍的“守门神”的心态：“他们书店的库存量本来就小，完全不能跟北京和上海比，如果不是他把得严，店里的库存早就卖光了。其实，我也明白，站在他的角度，这么做不但不是过，反而对书店是有功之臣……现在收购很难，而买书的人又很多，所以进书量远远小于出书量。即使像他这样使劲儿把持着，书也还是越卖越少，并且店里的经营还要靠古书来完成销售指标。”
事实上，古旧书店经历了一个逐渐平民化的过程。
藏书家薛冰曾指出：“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古旧书仍是不对中国读者开放的。南京古籍书店二楼上也隔出一个小房间，里面陈列起几架古旧书，但必须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外籍或‘内部’人士才能出入；到了80年代后期，曾挂过‘对公服务部’的牌子，虽然仍‘内外有别’，但其限制渐渐放宽，如我之辈的普通读者，能得人引荐也就可以‘化公为私’了。90年代，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古旧书的经营上终于也有所反映，即不再对读者的身份加以‘内外有别’的限制，谁有意都可以去翻检那几架古旧书，但书价已今非昔比，乘风直上了九重天；到20世纪末，晚清雕版本已到了非百元一册莫办的程度，其余可以想见。书店的想法，这些书已是书店的‘家底’，而且有出无进，卖一部就少一部，不卖也不缺这点营业额。不过对于爱书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幸运，买不起总还看得起，查查资料，过过眼瘾，现在还是不收费的。”
韦力认为，那些收藏在图书馆里的书不可能让爱书人染指，只有书店里的书才有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这里的书才是自由的。我穿行在这自由的书海之中，真有了郑振铎说的那种感觉，像夺去了敌人的一座城池——虽然这些书并不归我所有”。
但实际上，在市场上流通的古旧书籍，也许并不比在图书馆待人翻阅的书籍更能惠及普通读者——前者的归宿不过是被某个爱书人私家珍藏，只能得到一双眼睛的注视和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