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珍藏着大量中国历史文物以及与近代中国相关的书信、图片等资料。其中，在一本瑞典实业家拉格雷列斯的摄影集里，有几张老北京四合院的照片。这处院落宽敞宁静，庭中植树栽花，厢房内皮沙发与中国古典家具相得益彰，墙上的字画与西洋壁炉交相辉映，显得既古朴又摩登……院落的主人是谁？
安特生在大草厂的家中，身旁还有一只狗。
1926年10月，热爱东方文明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偕王妃踏上中国之旅。拉格雷列斯作为这次旅行的资助者，一路随行，并用手中的相机悉心记录了王储夫妇的行程。在北京，他与王储夫妇一起游览了名胜古迹，并专程造访了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在北京的家。
时值金秋，安特生的家中摆满了菊花盆栽，可见他对菊花的喜爱。
当时，恰逢金秋时节，安特生的家中摆满了盛开的菊花，一簇簇挺立枝头。院内阳光洒落，各式各样的绿植生机盎然，还有一只狗、一口大鱼缸和几把凉椅，可以说是老北京“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写照。屋内的家具和陈设，既古朴又摩登，彰显安特生中西结合的生活方式。
1914年5月，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邀，担任农商部矿务顾问，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勘探中国的铁矿和煤矿。他和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在张家口成功找到了龙烟煤矿。寻矿之余，他四处考察，在中原地区的地层中，采集到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在此期间，他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院中生机盎然，一口陶瓷鱼缸平添趣味。
安特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十余年。在北京，他住在东皇城根东侧的大草厂。明代此地设有都府草场，储存御马草料，清宣统时称大草厂。1921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奥托·师丹斯基到北京，就住在安特生家里。他曾在自传中称，“那里一点草的影子都看不到。那是在这个城市东边的一条狭窄街道，安特生在这里租了一个房子，更精确地说是一处房产。他和他的秘书艾尔萨·鲁森纽斯住在这里，后来艾尔萨成了他的太太。”
安特生（右一）与拉格雷列斯。19世纪末，拉格雷列斯曾资助安特生在南极的探险活动。1919年，拉格雷列斯也以个人和“中国委员会”的名义，资助了安特生在中国的科考活动。
特生何时开始住在大草厂，由于没有文献记载，如今难以考证。他曾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回忆道：1917年，张勋上演复辟闹剧时，有几个星期，北京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有人选择逃离首都，也有人在使馆区或外国人的房子中寻求庇护。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翁文灏把房子租给他，唯一的条件是在房子升起瑞典国旗。“当时，我的房子里住着4位中国夫人和3位中国先生。”“张勋的私宅就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一时期搬进大草厂的。
1923年9月，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奥托·师丹斯基在安特生的家中留影。
从1914年到1926年，安特生在北京亲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等诸多历史事件，见证了20世纪初中国的大变局。与此同时，他也切身体会到这一时期，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北京是古朴的，就像“活的中世纪”。“工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开工作，商人们也力图将商品尽数罗列摆开，供顾客一览其胜。他们在距街道一步之遥的柜台上谈起生意，甚至在柜台前、台阶上也陈列着货品。”小饭馆把菜肴置备在户外，顾客大多也都在户外用餐。
安特生家中的陈设
北京也是现代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掌握了外国人的所有技术发明”，“学生们读尼采的书，用汉语表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学生群体中广受欢迎。北京的一个油画流派遵循着西方的艺术原则。大都市的小资青年都崇尚爵士乐和短发……”
安特生家中的布置，既古朴又摩登，兼具中国元素与西洋风格。
让安特生难忘的，是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结下的深厚友谊。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我对北京最美好的回忆，与胡适息息相关。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他安静的小书房里，我们和几位朋友就时下的热门话题或流行的科学问题展开讨论。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毫不掩饰的怀疑主义，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辛辣的刻画，而胡适总能巧妙地为这样的描述再添上思想上的注解。”
1926年，瑞典王储在中国之旅中，购买了很多中国器物。安特生雇了几名工人，在大草厂的后院，用木箱将其打包整理，准备运往瑞典。
正是这些经历，让安特生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的崇高价值和生命力。”
来源：北京日报 文/本报记者 张小英 图/三水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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