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中，无论哪一方在侵犯和占领异地后，必然要劫掠财产宝物，造成收藏物的转移；随军携带的重物，也会在战争中流落转移他乡。在战争中，为了防止敌方对本方贵重物品的抢掠破坏，人们也被迫进行收藏物的转移。而每一次战争不可避免地造成收藏品向民间流散，甚至向海外流失。
清光绪年间，河北涞水县张家洼曾出土铜器十余件，上均有“北白”字样，推测此地即为西周时邶国所在地。1961年在湖北江陵万城的一座西周墓中发现铜器17件，其中一些铜器上有“北子”字样。西周时期的爵位排列为公、侯、伯、子、男，“北子”应是“北白（伯）”的后人。而江陵古时为荆楚之地，“北子”铜器出土于江陵，只能是和西周前期征伐荆楚有关。“北子”一支随同征伐荆楚，来到南方，死后葬于荆楚之地，所带有铭青铜器入葬，保藏至今。战争使北方的青铜器转移至南方，藏于地下。
国宝石鼓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刻，唐初在陕西天兴（今宝鸡）三畤原出土。其上所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从发现地先后迁至凤翔、北宋都城汴京（开封）。金人攻入汴京，又将石鼓迁到金代都城中都（北京）。元、明、清三代，石鼓一直在北京国子监内。抗日战争爆发前，石鼓又随北京故宫的古物一起迁往南方，辗转于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北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10个鼓形的石刻，体大而重，迁移起来困难重重，但为了防止它被掠夺，这些珍贵的国宝收藏品，在战争中被迫转移来转移去。
另如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楚国青铜器，经国民党官兵的三次劫掠后还剩有楚大鼎等700多件，在抗日战争中也和石鼓等一样南迁，先由收藏地安徽省图书馆装箱运往四川，而后又移存重庆瑞典人安特生的住宅，再又转运乐山，刚运出10公里，安宅就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这些青铜重器于1948年运回南京，1953年终于运回合肥。楚大鼎高113厘米，重400多公斤，是仅次于司母戊大方鼎的大鼎。虽在战争中历经磨难，但终究保存了下来。它也和石鼓一样，由于体积庞大，在多次的转移中造成了损伤。
为了防止战争对收藏的破坏，收藏家们被迫将收藏品人为地转移。金人入侵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不得不将自己收藏的宝物南迁。后李清照在南方辗转的迁移中，所藏宝物大多数都散失了。这种在战争中个人收藏品较大规模的转移，必然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规模极大的国宝转移。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前故宫博物院收藏宝物的南迁；一次是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中央博物院所藏的历代文物珍品迁往台北。抗日战争前的1933年春，装箱运走的古物计有：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包括明清档案，共20万件；古物陈列所的古物5万件。在抗日战争中，这批古物一直藏于四川和贵州、云南等地。这些南迁的古物，抗战胜利后大部分都没有回到北京，而是转移到了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藏于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和中央博物院。1948年秋，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全境，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时，国民党政府已是四面楚歌。蒋介石不顾众多文化界人士的反对，悍然将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中央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品，连同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分三批运往台湾，共计5522箱。此举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憾事，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的研究，都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局面。
近代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中国大量珍宝的外流。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各宫殿里的书画精品、金银珠宝、图书典籍等稀世之物，被英法军队囊括而去。这种国宝收藏的大规模劫夺外流，是中国收藏史上的空前劫难。1900年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劫掠的重点也是皇宫收藏的书画、珍宝、典籍和古玩。历经两次大浩劫，如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等珍贵名画，明《永乐大典》等很多书卷，都成为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家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北京古观象台上10大青铜观天仪，也是侵略者劫夺的重要目标。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观天仪被德、法侵略者瓜分。后因中国的强烈要求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法、德才分别于1902和1921年归还中国。然而，绝大多数在战争中被掠夺的中国收藏品，至今仍存放在西方的博物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