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1848—1908）, 字仲容，别号籀庼，温州瑞安人。他在经学、子学、考据学以及地方文献整理等传统学术领域造诣精深，成就斐然，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被誉为“晚清朴学后殿”“朴学大师”；面对晚清危殆时局，抱“经世致用”之愿，他以劳瘁苦志、务实力行、讲求事功的精神，走出书斋，倡言变法，兴教育，开民智，办实业，强经济，积极探索救国图强之道。
孙诒让的时代历练和一生业绩，可为我们追寻知识精英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提供丰满的分析案例。
一、潜心治学：成传统学术之大家“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体现了孙诒让的学术史地位，也表明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朴学”一词，既指注重名物训诂考据之汉代儒生的治学方法，也指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此一学派遵循“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法，形成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版本、目录等于一体的考据学，作文献的真伪辨别、讹误校勘、文字注疏以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考证，以无征不信、不重空泛阐述为治学方法，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影响绵延至今。
孙诒让校《大戴礼记补注》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孙诒让传习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精研古籍，著书30余种。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尚书骈枝》《逸周书校补》《大戴礼记校补》《九旗古义述》《札迻》《古籀余论》《名原》《籀庼述林》《籀庼遗文》等朴学著述。《周礼正义》为其一生心力所瘁之作，是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被学界称为“清代礼学的集大成者”。《周礼》以官职纷繁、文字古奥而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孙诒让认为，“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文明之盛，莫尚于周”，《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处今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故决意为此经作新疏。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光绪二十五年（1899）写定《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光绪二十九年（1903）《周礼正义》铅活字版印成，前后历时30年。
孙诒让撰《温州古甓记》（稿本）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向为学界所重。康有为评《周礼正义》称：“先生于礼学至博，独步海内，与吾虽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叹服之”。梁启超评《墨子间诂》认为，“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称孙诒让为“使清学有光的朴学殿军”。章太炎认为，“海内耆硕，自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二、扼腕时局：起百忧相寻之思虑
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诒让的生活中发生了数件于他意义重大之事。这年四月，47岁的孙诒让第八次赴京师应试未中，自此决绝远离科场；十月，其父孙衣言去世；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孙诒让痛陈“时局多艰，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
孙诒让撰《古籀拾遗》（稿本）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在孙诒让的学术生涯中，其父孙衣言起有关键作用。孙衣言，道光三十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后外放历任安庆知府、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最后以太仆寺卿致仕。曾国藩为其座师、李鸿章称为同僚。孙衣言为官的同时，还是一位著述宏丰的学者。他一直将孙诒让带在身边，并因感其对文章之事有“犀悟”的秉赋和热爱，而倍加呵护培植；当时与孙衣言从容优游的著名学者和高官，也成为孙诒让治学请益的良师益友。孙诒让因此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孙衣言以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治学经验为依据，为孙诒让定下一生的治学门径和学问目标：“时衣言欲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通其区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经》特为精详，大抵阐明制度，穷极治本，不徒以释名辨物为事，亦非空谈经世者可比。因于四子书外，先授诒让以此经，藉为研究薛、陈诸家学术之基本。”孙诒让后来的学术成就，即从此路径中来。父亲的去世，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原本安稳的书斋生活逐渐飘摇起来，动荡的时局越来越深地进入到孙诒让的视野、生活和思想中。西方的入侵、西学的渐进、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怀疑等时代局势，带来了当时思想界的风雷激荡。孙诒让虽一直僻居浙南一隅，因其家庭背景和自己的交游、治学经历，孙诒让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种族革命等时代风云中的领军人物和重要骨干如张之洞、李鸿章、梁启超、陈宝箴、康有为、章太炎、汪康年等人，都不同地有家族世交、个人私谊、深厚友情、知遇之恩、学术交往。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人，一直给他邮寄书刊。孙诒让自己也积极学习新学，购有中外新学书籍2643册、订阅各种杂志刊物1400多种。故对国运局势，他都有及时和切实的了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同辈和晚辈人的新思想，在孙诒让的身边轰鸣回响。时局的发展多变而又迅猛，孙诒让眼前历历而过的，不仅有座师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有康梁诸位的维新变法，甚至还有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革命发生。
此时的孙诒让，既为岌岌可危的国运而忧心忡忡，更对自己以往的生活与学业，特别是对传统学术的价值，渐起质疑与反思之意。梁启超对孙诒让的治学成绩深表赞叹：“瑞安孙仲容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来考证古典学之局”，但也对朴学经师的研究价值提出己见：“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肯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孙诒让也从“应时需”的角度，生发出旧学“无用”之感。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自感过去所学无用，与西学相比是“死的学问”，“诒让章句腐儒……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希望自己能为维新变法、挽救国运、保种保教尽一分力。
孙诒让撰《契文举例》（稿本）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在孙诒让此时与梁、章、汪等人的通信交往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事关时局的新内容。在《答梁卓如启超论墨子书》中，孙诒让谈及自己所拟《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时说：此“乃前年倭议初成，普天愤懑之时，让适以衔恤家居，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愤填胸，即妄有缀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说群》之意，而未能精达事理。”在与汪康年的信函中说：“今日时局之危，黄种、儒教岌乎有不能自保之虑，寰宇通人自言以保教为第一要事，至于学派之小异，持论之偶差，似可勿论。”“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函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从其所思所虑、所言所行中，不仅可见孙诒让勉力跟从梁、汪诸人积极参与时务的步伐，也可于这些时代精英的风云际会间，见其时知识群体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作为担当。
三、兴办实务：承经世致用之传统
永嘉地域文化的事功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赋予孙诒让勤于思、敏于行、求实效的行为方式。一旦立定教育启民智、实业救国家之志，他即以家乡瑞安和温处地区为实践领域，以兴教育、办实业为实践路径，行启迪民智、变革社会之实务，从埋首书斋的经师，转型成为四方奔走的教育家、实业家。
晚清上海强学会会刊《强学报》第一号“近者五州列强竞争方烈，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鉴于此种认识，孙诒让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积极兴办地方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瑞安算学书院成立，后改为瑞安学计馆，教授“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此后，先后创办瑞安方言馆、永嘉蚕学馆、瑞平化学学堂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温处学务分处正式成立，孙诒让任总理。原来民智闭塞、文化落后的温处两府，因此成为浙江近代史上的教育发达地区。据统计，温州、处州两府在1896年至1908年里，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9所。其中243所为学务分处领导所建，占总数的78%。1908年孙诒让逝世后，温处两府办学数量急剧下降，从111所降至46所（据李海英《朴学大师孙诒让传》）。孙诒让以其兴学成就被授予学部二等咨议官，浙江学务议绅，1907年被推举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其对浙南教育事业的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兴办温州地方工商实业，是孙诒让实现救国图强目标的重要领域。他深知经济发达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制定的《兴儒会略例并叙》中，特制集资入股条例，详述从二三万股、二三十万金到千万股、万万金可分别做购商轮、分洋商之利，造机器纺织各局、保中国利权，购大轮船、与外国商人抗衡海上，造铁路、利陆路运输，开煤矿五金矿制造铁舰枪炮各厂、不致仰给于西人等不同事业，如此则“复仇雪耻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虽是纸上擘画，而其殷殷诚意可感，读来真切感人。
擘画之外，也有实际经营，涉及蚕桑柑橘、渔业捕捞、矿山铁路、交通运输等行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黄绍箕等人集资组织瑞安务农支会，订立章程52项，收股80，购地40亩，试种桑树和瓯柑。光绪三十年（1904），集股万元组织富强矿务公司，试图开采永嘉孙坑铅矿；与同乡项湘藻等租湖广轮船航驶瑞沪之间，建大新轮船股份公司；集资创办东瓯通利公司，购人力车辆试行于府城，倡建人力车公司。
同样因其兴办实业之成效，孙诒让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推举为瑞安商会总理。
永嘉学派的思想涵育和导引了孙诒让以匡救时弊为己任、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而孙诒让于地方事务中的各种踏实践行，又何尝不是对永嘉学派内涵和精神的丰富与充实？“素抱在经世，文章兼事功”，孙诒让的治学理念和成就，与其社会公义之举之间，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孙诒让于学术文化，原本即抱文随时移、因时而兴的开明理念：“自来文化之盛衰，视国家之宗旨为转移。汉重经术，而贾、董、许、郑诸儒蔚兴；宋尊道学，而程、朱、真、魏之伦辈出；唐尚诗赋，而人擅词章；明崇制艺，而户诵经义，皆其明效大验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经史朴学，大师相望。近以科举之弊，竞趋利禄，欧美科学，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国势未振，实由于是。”故此，他据朴学专著《周礼正义》而撰用世之作《周礼政要》，其义即在于“《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是故“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裁择”，“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从传统经典中为国家强盛寻求思想资源。其著《墨子间诂》的一大缘由，既在于其中蕴涵的种种思想的、实业的、技术的因子，合乎实业救国的时代之需；更在于他对墨子“用心笃厚，敢于救世振弊”的认同。孙诒让在兴办教育和实业中，全身投入，力排阻力，捐款捐物，其劳瘁苦志、坚韧不拔之德行，即被章太炎称为“大类墨氏”。
四、珠璧联辉：臻内外双修之境界
长期以来，孙诒让因其家庭环境、养成方式，特别是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被看作是一位孕育于古典儒宦之家、究心于传统学术并以此立身扬名的学问家。江南自古堪称中国人文渊薮，清代朴学更以江浙皖为其中心地域，梁启超曾说：“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孙诒让随父游宦于此三地，与其间的学者、名士、经师俞樾、潘祖荫、黄绍箕、戴望、莫友芝等交往密切，他们对孙诒让知识结构、价值理念的建成，起有极其重要的夯造之功。故在孙诒让的生活、事业、思想层面，传统学术都是其内在修养和立身处世之本。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具有明显的“西学中源”特征，既体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可见他总体居于传统文化营垒的基本格局。
然而，晚清时局之变，为孙诒让带来许多不同于传统士子的新听闻、新知识，引发出他不同于以往的新痛苦、新困境，迫使他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造就了他规范古典而又驳杂躁动的精神世界。他缘此而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迈出了顺势而为的积极、主动、开明和颇见成效的步子。因此，孙诒让的身上，并非只有古典的传统，也渗透着千丝万缕的时代印痕，新旧交织，繁杂缠绕，深刻地体现了知识精英之于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
孙诒让批校《怀米山房吉金图》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相比于西学的科学、实用、强大，迫于时局危殆的残酷现实，出于有心救国的动机，孙诒让对原本书斋中传统考据之学的质疑乃至否定，已不是学术高下的比较与研讨，更丰富的意义在于其中饱含的学者的公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虽然晚清士人因其观念、定力不同而于实际生活各有选择，但孙诒让的经历却是他们的共同生活。因此，孙诒让的质疑，是一个时代的质疑；他的反思，是一个时代的反思。这种质疑和反思，深刻地体现了知识群体之于社会关怀的价值追求。北宋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道出了学者据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孙诒让以其朴学研究、社会担当、自我良知与学术品格，作出了贴合于此的践行与努力。其情其行，令人由衷感佩。
扎实厚重、穷高极远、专精深赜的专业研究，是学者的本分和职责所在；而富有公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则是知识精英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是其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担当。因此，不论是锲而不舍地做基础性的专业研究、获取专精的研究成果，还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实现学术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都是学者自我磨砺、竭诚奉献的路径。而若能融会贯通不同路径而至内外双修之境，取得有深厚学养、有现实根柢、有实践历练、有社会关怀、有创新思想的原创成果，则正显学问之本、学力所在，正是值得期待的学术人生。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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