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达，洒脱无羁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第一表现在许多艺术家不畏权势、不从流俗、自由潇洒、敢于抗争的处世态度与人格风范。如有“米颠”之称的宋代书画家米芾，个性不羁，行为狂放，在皇帝面前亦敢无所顾忌；元代大画家倪瓒，本系无锡大族，却厌于家产之累，而于中年之后，毅然将其分散于亲友，而只身四处游历，以作画自娱。在这样的艺术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向往自由、追求平等、反叛世俗、放达不羁的情怀。另有许多书画家，为了生命的自由呈现，或如明代的沈周、清代的傅山那样，不应科举，远离仕途，而优游林下，啸傲山泉；或如元代的王蒙、明代的文徵明、清代的吴昌硕那样，辞官归乡，寄情山水。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也往往率性而为。如沈周曾不顾别人非议，坦然与妓女来往；唐寅亦公然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徐渭也不乏有画船载妓醉游的风流艳事；郑板桥亦曾在《自叙》中坦承“酷嗜山水，又好色"。在这些书画家恣情任性的言谈举止中，亦可见出其反叛封建礼教、向往人性自由的一面。
第二表现在自由洒脱的创作心态。汉代学者蔡邕在其《笔论》中曾如此论书：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蔡邕的这番见解，既是对书法艺术规律的科学揭示，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的张扬。正是为了张扬自由个性，清代著名书法家傅山甚至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作字示儿孙》)庄子在《田子方》中曾虚构过一位旁若无人的“真画者”,极力推赏其“解衣般礴”的创作风范，而实际上，在后世画坛上，这样洒脱不羁的“真画者"并不少见。如元代画家倪云林画竹子，即可以不管“为芦为麻”,只求表现“胸中逸气”。明代作家周亮工曾在《赖古堂集》中记录了陈老莲的创作过程：“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叔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聿，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一派狂气逼人之状。清代画家恽南田则这样谈过自己的创作经验：“作画须有解衣般旁若无人之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画论丛刊南田画跋》)
第三，见之于人格结晶的作品。在东晋壁画中那凌空飘升的飞天图，在唐代韩干笔下那仰首嘶鸣的《骏马图》,在北宋刘案笔下那浮沉腾跃的《落花游鱼图》,在元代王冕笔下那迎着风刀霜剑怒放的《满枝繁梅图》,在明代唐寅笔下那昂首枝头鸣叫的《八哥图》,在清代八大山人笔下于浩渺烟波中竞逐畅游的《鱼鸭图》等作品中，透过其潇洒的笔触、活泼的构图、灵动的意境，令人感到的正是一种不满于尘世束缚、渴望自由解放的人性精神。在顾恺之表现人神之恋的《洛神赋图卷》,在明代郭诩表现东晋名士谢安狂放风流生活的《东山携妓图》,在唐寅充满怜花惜春之意的《牡丹仕女图》,在清代崔鑙的《秋闺思妇图》等作品中，也充分可见画家们对人性自由的向往。
此外，在诸如徐渭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及郑板桥的“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这样的一些题画诗中，可以更为直接地感受到画家们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人格精神。另如张旭、怀素等人的狂草作品，尽管字意难以辨析，也能动人情怀，为人喜爱，也便正是因为在那汪洋恣肆的线条律动中，散射出一种不可遏止的自由冲动。在《广陵散》《酒狂》《渔舟唱晚》《平沙落雁》等许多古代音乐作品中，也往往喷涌着一种凌空高蹈之情。正如清人唐彝铭在《天闻阁琴谱》中阐释古琴曲《平沙落雁》所指出的：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心胸者也。
在人类的生活中，艺术是最富于自由精神的活动，艺术成就的高低亦往往与创作主体向往自由的程度有关。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魏晋时代的书法之所以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重要原因便是：“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而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事实上，不论在什么时代，只有那些富于反叛精神、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格，才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突破成规，形成自己的个性，创造艺术的辉煌。相反，在中国艺术史上，我们也会看到，有不少如明代永乐年间出现的被称为“台阁体”的沈度等人的书法作品，虽亦有深厚功力，但正是由于人格的萎缩、心灵的拘谨，而致使其笔力枯寂，板结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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